“百里千刀一两漆”

　　漆器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，因工艺繁复，多是王公贵族的奢侈品。“百里千刀一两漆”的说法古而有之，意味着要走100里路、在漆树上割1000刀，才能得到一两生漆。

　　对于一代漆艺宗师而言，其学艺之路何尝不似割漆这般艰难？

　　1935年8月，沈福文由塘沽乘海船赴日留学，当时的他以西画为专业，对漆画艺术只是略懂皮毛而已。但是在跑遍东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、美术陈列馆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商店后，面对那些日本继承并变革中国传统漆后，再生出来的日本现代漆艺，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辱和无声无息地挑战。

沈福文故居墙上挂满了老照片

　　彼时浮现在他眼前的是童年时最熟悉的叔公简陋原始的漆器作坊，以及在作坊里见到的有关漆器工艺品上彩、描金的原始操作方法。记忆中原始初级的技艺似乎与眼前的精心雕琢对不上号，于是他决定放弃绘画，转而从事漆器工艺的研究。

　　可身在异乡、投路无门的年轻学子哪能如此“任性”？心有不甘的沈福文用饱蘸激情的笔墨，将他来日后目睹日本工艺的惊喜、痛苦、忧思，以及他决心弃画从漆的决心写在十多页的信笺上，挂号寄给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，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、支持和帮助。

　　令人意外的是，蔡元培的复函旋踵而至，信中字里行间满是鼓励、肯定和欣慰。更令沈福文激动不已的是，在蔡元培先生的介绍下，他得以进入松田漆艺研究所，师从日本“人间国宝”松田权六专研漆艺。

　　在松田漆艺研究所，沈福文给自己订下了两条原则，一是不失时机地研究掌握已具日本国情的现代漆器工艺，二是追本溯源，从中国传统漆器制作工艺入手研究。他的目标是中国传统和日本现代漆艺一锅端，力图从两者中找到缝合点。

　　可当时壮志满怀的沈福文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要弄清中国数千年来制漆工艺的详细过程，需要考证推敲出土漆器，翻阅历史资料，而中国流传下来的唯一漆工专著是明代黄大成的《髹饰录》，可此书早就失传，坊间传闻有少许抄本保存在日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