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喧闹的漳浦府前唐街，掩藏着一处不太起眼的古迹——高东溪祠。据载，此祠落成于明成化十七年，乃是太学生吴震于明成化十四年上书朝廷，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敕建。原祠为三进三开间结构，万历年间，知县王猷主持重修。清康熙年间亦有修整，然至光绪年间失修而颓倾，仅遗后进。

　　也许是文物保护的缘故，府前街区改造时，建设方不敢轻易变动此处建筑的格局。如今，高东溪祠依旧孤立在街区的低洼处，与邻近的城隍庙相比，显得尤为寒酸破败。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商业街区，不知有谁会去留意这一静默的“阔嘴厅”。

　　立于堂前，敞开的大厅一览无余。厅堂正中尊奉高东溪塑像以崇祀，内悬挂三道牌匾，三副楹联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其中的两道匾额“百世师(表)”“忠孝两全”和一副楹联“获鹿感鱼，千秋称孝子；朋东仇桧，万古识忠臣”，乃南宋漳州知州朱熹所题。字里行间不难体味到一代理学宗匠对高东溪的极高赞誉。朱熹题写这些匾额楹联之时，高东溪已逝世三十多年，他何以如此盛赞高东溪？

　　带着这一谜题，循着《宋史》《漳浦县志》古旧的字迹，探访楹联中所浓缩的高东溪其人其事。高东溪，名登，字彦先，东溪为其号，宋崇宁三年(1104年)出生，漳浦九都宅兜社(今杜浔镇路打村宅兜自然村)人。

　　《漳浦县志》载：“登少事母至孝。尝舟行阻风封康间，方念乏晨羞，忽有白鱼跃入。母病思食鹿肉，夜有虎衔鹿置门去。”这就是上联“获鹿感鱼”所指事迹，这在修史志的文人笔下还是比较克制的，然经过民间百姓演绎情节尤为灵异。本是高东溪漂泊于广东封州到康州这条水路上白鱼跃上船的事情，被讹传成高东溪寻找康王舟停松江水上，寄书松江鲈鱼到杜浔港的故事。老百姓们还把“鹿市头”“鹿溪”“鹿溪桥”这些老地名的来历附会在高夫子他们家那头通灵的小鹿身上。且不管这些传说可信度成色几何，正史中高东溪的孝行有口皆碑。据《宋史·高登传》记载，高东溪古县蒙冤时，依然把老母亲带在身边侍奉，直至送终。此等孝乃是至孝，难怪老百姓愿意将之神化！

　　楹联下联的“朋东仇桧”，是史志中浓墨重彩记录的。高东溪18岁贡入太学，于宣和七年(1125年)，与好友陈东在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，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两次发动了爱国学生运动，上书鞭笞奸佞，请愿起用忠良。这场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学生运动，撼动了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的权威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。进入南宋，高东溪考中进士，一直不愿依附奸相秦桧，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，即使受到无情迫害，陷入困顿仍至死不渝。

　　如果说发生在高东溪身上“获鹿感鱼”的玄幻故事，寄托着民间百姓对孝道的尊崇，那么，“朋东仇桧”的真实历史，则是古仁人在家国危难、奸邪乱国时勇于挺身而出，敢于担当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南宋绍熙元年(1190年)四月，朱熹出任漳州知州。他从自身的哲学基础出发，认为当时漳州地区乱象的根源在于民众“俗未知理”，提出“正经界、蠲横赋、敦风俗、播儒教、劾奸吏”诸多施政措施，改革与教化齐下，试图以树立道德楷模来引领社会风气。高东溪忠孝兼具的高尚品格，从漳州历代众多乡贤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朱熹心目中“最美人物”。

　　朱熹积极上奏朝廷为高东溪昭雪，终得宋光宗的回应，绍熙二年(1191年)下诏：“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，仍赠承务郎。”接着，福建安抚使、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朱熹为高东溪建祠的请求，正式由朝廷敕建高东溪祠堂、墓地。朱熹对高东溪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，除了上述撰联、题匾，先后写了《建立高东溪先生祠记》《谒高东溪祠文》《又谒高东溪祠文》《跋高彦先诸帖》等。因为朱熹的褒扬，高东溪成为漳州地方官吏见贤思齐的道德标杆，与推行乡风教化和发展教育相为表里，从根本上扭转当时漳州吏治甚至整个社会风气，促使漳州烙下“紫阳过化”的印迹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漳州郡学旁的高东溪祠在南宋末被元兵所焚，今已无存。幸而还有漳浦府前街这处高东溪祠，虽是克隆，且仅存遗迹，不过尚能引发人们怀古幽思，留下理学宗师朱熹与漳浦的一段学脉缘系。(⊙陈建新 文 林杜鸿 图)